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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清华大学教授:高房价是城镇化最大障碍

2017-11-18 12:05
全国人大代表、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谈城镇化问题。 新京报记者 侯少卿 摄

全国人大代表、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谈城镇化问题。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十八大报告提出,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,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。温家宝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也指出,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,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。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进程如何?当中存在哪些问题?应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?就这些问题,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、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。

城镇化水平实际只有36%

新京报:当前各地都在提城镇化。你怎么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水平?

蔡继明:我国城镇化的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,大家一直有不同的意见。我注意到,在英国、法国、美国,他们的城镇化水平由25%提高到70%,大概花了80年、90年甚至120年的时间。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率是17%,30多年后提高到了现在的52.6%,但这只是一个宽口径的统计。我国有2.6亿的农民工,至少应该有2亿左右农民工“伪城镇化”了。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享受城市居民在医疗、教育、社会保障、住房等方面的待遇,所以学术界把他们称为“半城镇化”。要是把这一部分水分挤出去,按全户籍人口算,我国大概只有36%左右的城镇化水平,还是偏低的。

新京报:当前城镇化存在的最本质问题是什么?

蔡继明:很多地方政府认为,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、城市发展,这是一个误解,城镇化主要还是人口的城镇化,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变。城镇化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,不能以公共利益之名低价拿走农民土地。

比如说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加快城镇化的投资计划,累计起来据说高达40万亿。有的城市千百年来的面积也就十几平方公里,最近两三年扩大了几倍,变成了30多平方公里。这种对城镇化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。

二元土地制度需要改革

新京报:你曾经说过我国的二元土地制度阻碍了城镇化发展,怎么理解?

蔡继明:我国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,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,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,其中一个很突出的表现,就是征地制度。现在的征地制度,要首先由政府采用行政性的手段,把农村集体的土地先变成城市国有土地。但是,给农民征地的补偿又非常低,大量的土地一转手用于商业开发,地价要比补偿给农民的费用高出10倍甚至百倍。如此一来,地方政府就热衷于这样做,从而获得土地收入,以至于我们城市的空间不断地扩展。

但是另一方面,地方政府似乎没有积极性,对失去土地的农民加以妥善安置,尤其是把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尽快转变成城市居民。

新京报:如何改变这种现状?

蔡继明:土地制度必须相应的改革。按照有关法律规定,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,可以征收农民的土地,非公共利益就不能征收。从现状看,公共利益用地大概不会超过30%,这意味着绝大部分土地是非公共利益,如果这个土地不能征收,就要允许土地进入市场,这样农民就能获得相应的财产收入。

新京报:那在征地过程中,对农民的补偿标准该如何界定?

蔡继明:我国过去的补偿标准是不超过30年农业收入总和,这次把上限取消了。我认为,重点不是在补偿标准上,应该是在征地范围上:非公共利益不要征,然后再讨论公共利益的补偿标准。如果不划定这个范围,笼统地说补偿多少,是不合适的。

新京报: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,是否会形成农村凋敝?

蔡继明:我国粮食已经实现9年丰收,这说明农村的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。要实现农村现代化,肯定要靠青壮劳动力,这就需要发展到一定阶段后,城市的资源向农村回流,包括人才、资金等,让城市对农村进行反哺。

农民进城应享市民待遇

新京报:农民城镇化后,他们的就业等问题如何保证?

蔡继明: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,它的前提是工业化。我国不必担心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,事实上我们已经有2.6亿的农民进了城,而且找到了工作。现在的问题是,我们要把这些已经在城市里稳定就业的人群,尽快变成城市居民,让他不仅进城,而且让他落户。

新京报:户籍制度带来城乡各种福利差距,你认为农民是否应该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市民待遇?是否应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?

蔡继明:我认为这是最终的结果。要根据农民进城务工的时间、纳税记录等,让他们在保障房、子女上学、医疗保障等方面,享有市民待遇。其实户口本身没那么重要。只是现有情况下,户籍制度捆绑着各种城市福利,如果农民能够享有市民待遇了,户口就是一张纸而已。

新京报:为什么地方政府不热衷解决农民工的各种社会保障问题呢?

蔡继明:有说法称,一个农民的社保解决,至少需要20万元。我不知道这是怎么算的,我反对这个算法。要深化体制改革,把那些户籍制度、教育制度、医疗社会保障制度,那种人为造成的二元结构,不平等的待遇逐渐消除掉。我想这个过程并不需要增加政府太多的财政负担,关键是能不能用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。

高房价是城镇化最大障碍

新京报:你认为城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发展路径?

蔡继明:我主张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走大城市优先发展的道路。我不赞成小城镇遍地开花。我国最多的时候小城镇达到6万多个,现在也有1万多个。但小城镇很难有太大的发展空间,特别是工业很难发展起来。应该在大城市发展的前提下,带领周围的中小城市、小城镇一起发展,形成一些城市经济圈,这才是未来的方向。

新京报:当前已经出现大城市病,如果优先发展大城市,是否问题更严重?

蔡继明:首先,当前出现的环境污染、交通堵塞等“疾病”,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迟迟没有得到转变,高投入、高污染、高浪费这种模式没有改变所导致的。所谓的大城市病,并不是大城市本身不可避免的。

现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是不是就没有发展空间了呢?事实上,上海的人口密度只相当于日本同样面积的土地人口密度的一半。我国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,加在一起占全国GDP33.64%,但是拥有多少人口呢?只拥有了13%。为此,大城市还是有发展前景的。

新京报:城镇化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房地产热?

蔡继明: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曾说过:“如今的城镇化是热门话题,地产商琢磨怎么拿地,券商想着哪是投资热点,地方政府盼望着房地产调控赶紧放松。”

要想健康地推进城镇化的发展,高房价是行不通的。现在我国阻碍城镇化的最大障碍,就是高房价。在这种高房价下农民工怎么买房?不解决高房价的问题,城镇化的战略就难以落实。而要解决高房价,不是单纯地限制投资、投机需求,更重要的是加大住房的有效供给。

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

    专家解读

孙津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、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

对于“高房价是城镇化最大障碍”的说法,孙津提出了反对意见。

他认为,现在阻碍农民进城的最大障碍,是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公租房,高房价并非根本原因。“政府一直在着手做这件事情,但目前来说,公租房数量还是远远不够。”

此外,公租房目前申请限制过多,孙津认为,公租房应该是“没有任何门槛”,农民想在任何城市居住都可以。

而怎么看待城镇化也是重要问题,“要从农民的眼光来看城镇化,而不是用城市的眼光。”孙津说,要按农民的要求来让他们完成城镇化,而不能把城市人的要求和标准强加到他们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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